为何公司正演变成为B型公司?

为何公司正演变成为B型公司?

认证成为一家B型企业,就等于公开宣称自己身为追求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共赢的企业身份。

美国企业正在发生改变。自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的经济金融化以来,公司在实际管理中将商业目的同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然而,随着21世纪的到来,公司开始越来越关注其他相关性利益,特别是社会和环境问题。这种公司管理的趋势——导致了“三重底线”思维的成长,促使了一种新型公司形式的产生——B型公司。

B型公司是一种由非盈利企业B Lab认证的社会性企业。B lab是根据公司为那些没有股票持有权的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的方式来进行认证的,这些利益相关者包括其员工、当地社区以及环境。一旦公司跨越了其中的某个临界值,就需要修订公司章程,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权益都涵盖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信托义务中去。这些步骤说明了该公司与传统的以股东为核心的企业所沿用的管理哲学有本质不同。

第一代B型企业认证于2007年,从此认证企业的数量开始呈指数增长。如今,已经有1700多家B型企业遍布于50个国家。尽管任何公司无论规模、法律架构以及行业如何,都可以成为B型企业,但是目前绝大多数B型企业都是中小规模的私人企业。

认证成为一家B型企业,就等于公开宣称自己身为追求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共赢的企业身份。拥有一个清晰的身份,可以帮助公司更好地同顾客交流价值观,而当这个身份有异于行业常态时,就更有利了。例如,凯洛格·内德·史密斯教授(Ned Smith)的一项研究表明,对冲基金中如果有一个明确的“非常规性”身份,可以有利地影响到投资者的资金划拨决定——投资者在短期成效后会更好地奖励非常规性基金(与其他所有的基金风格分类的常规模式相比,这是一款采用非典型性交易策略的对冲基金),同时对于表现不佳的情况也会处罚较轻。

事实上,正如我们中的一员(马特·卡勒斯基)在该研究中所强调的,组成公司受众的每个人(包括潜在的投资者、客户或合作伙伴)会根据业务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来对其进行分类。一种非常规的身份——例如B型公司,可以帮助个人清楚地分辨出传统公司以及那些致力于更多相关者利益的公司。

那么,为什么某些公司(而不是其他公司)选择认证成为B型企业呢?有些企业之所以要拓展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的目标,是因为个人领导者的决定。我们可以看下理查德·布兰森先生,他在2013年合伙创建了“B团队”,公开谴责企业只关注短期利益,并呼吁重新规划人类与地球发展的优先次序。我们也可以看下其他领导人的公司,如Ben & Jerry’s公司,或者巴塔哥尼亚公司(都是B型企业)都优先考虑社会和环境议程。

显然,这些领导者都是社会变更重要的推动者。然而,B型企业的迅速增长似乎也是企业格局大趋势和变更的结果,而不仅仅是个人行为所致。

我们当中的两位(苏特·金姆和托德·斯费宁)进行了一项研究,从而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B型企业的增长。通过定性研究公司在成为B型企业过程中的内部动机,以及大量测试这些公司外部行业环境的关键因素——包括股东-利益相关者-企业竞争者的关注行为,我们发现公司之所以选择寻求B型企业认证,至少有两个方面的主要深层原因。

首先,随着大型企业加强了其社会责任工作,一直致力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小型公司也想证明自己是支持利益相关者权益更真实可信的倡导者。例如,认证公司经常会强调B型企业认证可以如何帮助他们从众多大型公司的“一片‘漂绿’的革命”中崭露头角,并“帮助顾客从营销炒作中理清并找到确实是社会性和环保的业务和产品。”

这说明促使B型企业产生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以获利为导向的,被视为是“单纯的”且“美好的”传统公司所做的努力。为了验证这个理论,金姆和斯费宁衡量了在某个行业中企业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工作的主流(如大型国企商标中与可持续相关的条款,以及对强调可持续的小型公司的兼并),最后发现在一个行业中,这些大范围的、通用的企业社会责任工作越是普遍,该行业中新生的B型企业数量就会越多。

同时,这些数据也凸显了促进B型企业增长的第二个因素。从B型企业的申请材料中所收集到的定性证据,揭露了认证公司相信“我们目前的主要危机,都是我们经营业务时所采取的方式的结果”,而他们通过成为B型公司来“加入到创造出具备一套新规则的新型经济的活动中去”并“重新定义在商业中人们认知成功的方式。”

这种类似社会活动的动机说明了一个公司可能成为B型企业的另一种重要预兆:大多数竞争对手持续进行利益最大化的活动。定量分析也同样揭示了在一个行业中,B型企业的增长与“敌对的”以股东为中心的活动数量成正比——例如大规模的裁员以及高管与中阶工人之间收入水平的极大差距。

这些结果说明,B型企业不仅仅是领导者意愿的结果——同时也是行业中业务常规运作方式的结果。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认真观察这些企业所处的环境,从而更好的理解最近B型企业以及其他公益创业或身负使命感的公司的增长。这些证据表明,行业环境的关键因素——无论是从企业社会责任工作、到可持续性商标应用、裁员还是日益严峻的收入不平等,都促进了另类企业形式的增长。

越来越多的企业将自己伪装成负责任的公民,同时却在不断运作让自己获得最大利益。这种矛盾导致传统上动机“单纯”且高尚的企业团结起来并声明自身的区别,这就促使了B型企业以及其他新型企业的增长。对于身负使命的企业而言,这些可选的企业形式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所有人都是“单纯”而“美好”的世界中,更好地履行对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承诺。

对于企业社会而言,可选形式的稳健增长,向那些以股东为中心的企业团体一直以来的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如果股份公司不再是默认的企业形式,而是众多可选形式中的一种,那么管理者应当如何备战以确保长久的竞争力?当领导们在这个充满更多传统企业的嘈杂市场中去寻求途径以传达自身的价值观时,又该如何考量他们基本的组织架构?随着B型企业在先锋企业中的增长,想要改革和发展行业标准,就越来越需要去改变企业的根本宗旨和法律形式。

传统的企业形式,已经从多方面垄断了我们对于所思考和谈论的“商业”的理解。新型企业形式的诞生,迫使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商业的根本控制中心是什么(以及是谁)。事实上,诸如B型企业等新形式的发展,预示着社会学家杰里·戴维斯(Jerry Davis)所谓的“结构转变”时代的到来,其中“当地和民主形式的企业将可以满足之前所需求的要求。”

本文由未来学人独家翻译自Harvard Business Review,点此查看原文链接。如若转载请注明原文出处及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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