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如何用数据驱动城市管理?

阿姆斯特丹如何用数据驱动城市管理?

阿姆斯特丹的“智能城市”创新计划已经持续了超过八年,数据分析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项公私合作计划已经发起了80多个试点项目,涉及城市生活的诸多领域。

2015年11月的一个下午,天空下着小雨,空气湿冷,不过阿姆斯特丹城市的首席技术官(CTO)格尔·巴伦(Ger Baron)的心情不错。这天早上,市政府官员与一家重要技术公司敲定了一项协议,与他们共享城市交通数据。而该公司需要做的,是向巴伦的团队提供计算程序,以缓解阿姆斯特丹的街道拥挤问题。

巴伦希望这一市政府推动的协议能够促进该城市与外部企业的合作,将阿姆斯特丹打造成真正的智能城市。阿姆斯特丹的“智能城市”创新计划已经持续了八年,数据分析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项公私合作计划已经发起了80多个试点项目,涉及城市生活的诸多领域。

在成为阿姆斯特丹的CTO之前,巴伦曾是智能城市创新计划的领导人。他的团队参与组织了一项叫做“阿姆斯特丹应用程序”的活动,敦促程序开发人员利用公开数据搭建app,改善本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外来游客的旅游体验。不过,这次创新活动不是阿姆斯特丹的首次尝试,他们开发的第一款app是用来寻找公共厕所的,结果引来不少冷嘲热讽。另一款app成了入室行窃的好帮手,因为它用三角形清晰地标出了街道照明情况、最豪华的房屋以及距警察局的距离。

行窃app给市政府敲响了警钟,他们必须仔细斟酌数据的利用方式,解决城市的管理问题。显然,与科技公司合作找出符合共同利益的数据是一条富有成效的道路,尤其是能够有效解决阿姆斯特丹变革时期核心城市街道的交通拥挤问题。这些街道勉强能通过卡车,而且还是自行车、小汽车、行人、火车、公交车共用。阿姆斯特丹鼓励公民选择汽车以外的代步方式,兴建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在这些方面阿姆斯特丹都走在世界前列。每年,该市光彩夺目的博览会和水上花市、红灯区、大麻咖啡店、举世闻名的博物馆吸引着数千万游客。改善交通和停车状况将推动商业、安全和旅游业的发展。

巴伦认为,利用私营部门数据是政策改革的关键。他说:“这才是我们的真正创新点。”然后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鼓励儿童多吃蔬菜的市政运动。他们利用杂货店数据确定人们的蔬菜购买量是否比以前多。市政府不是等几年之后再评估这项运动的影响力,而是现在就立即评估,随之调整推广工作。另一个例子是利用导航软件的GPS数据,在技术提供商的帮助下实时管理交通流量。这是一个巨大的跨越,因为阿姆斯特丹原有的交通管理模型是基于2011年的数据建立的,现在汽车数量减少了25%,踏板车数量增加了一倍,原来的数据已经失效。

在码头外形的市政大厅三楼办公室,巴伦回顾了这些数据合作项目的影响。他承认,阿姆斯特丹现在还算不上“智能城市”。现在问题错综复杂,答案也不明晰。这80个试点项目中,市政府应该全力支持哪些,为它们拨出预算?市政府真的能够独立完成潜在项目吗?还是主要依赖其他合作伙伴?

历史上的智能城市

对于智能城市并没有广泛接受的定义。维基百科对智能城市的定义还在完善之中,该词条页面有一条明显的提示:“该词条描述不明晰,有可能使读者困惑。”广义上讲,智能城市创新举措的基本理念是提高信息技术和城市服务的综合利用能力。

对智能城市的追求并不是阿姆斯特丹的专利,而是21世纪的普遍现象。然而,利用数据分析提供优质城市服务的历史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了。彼时,洛杉矶开展了早期实验,建立了“社会分析局”,目的是充分利用自己的“三个固态计算机和四个机电数据处理装置。”最终,由于无法与城市规划者、政策制定者保持联系,也没有赢得拥护者,因此对城市政策没有产生多少影响。

现代智能城市运动由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发起。2005年,克林顿创立的基金会迫使思科系统公司将科技用于市政建设,使其拨款2500万美元用于智能城市投资。但是“经济大萧条”才是智能城市运动的真正推手。技术专家安东尼·汤森德关于智能城市写过一本书,他认为,大型技术公司迫切希望增加企业收入,正如政府施行刺激政策鼓励消费一样。这些刺激政策持续的时间不长,因此智能城市没能蓬勃发展,但是为里约热内卢、巴塞罗那等城市提供了开拓性的研究案例,阿姆斯特丹也开始了探索之路。政府规划人员和政策制定者也开始关注智能城市建设工作。

欧洲人的想象力十分活跃,欧盟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利用智能城市这一理想模型帮助欧洲老城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水平。欧盟鼓励各城市制定数字大师计划,甚至还为他们提供资金。巴塞罗那、哥本哈根、都柏林等城市已经开始组织协会专家利用数字技术提升城市服务质量。阿姆斯特丹的智能城市创新计划使得欧盟第七届“科学研究与技术发展框架计划”所设基金得到了合理利用,该基金是对欧洲技术研究与发展的持续性投资的一部分。

阿姆斯特丹智能城市创新计划

阿姆斯特丹的智能城市建设涉及广泛,包括一系列复杂的活动、项目、合作和实体,格尔·巴伦等市政官员主导的城市管理技术导向转型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公私合作平台,正式名称为“阿姆斯特丹智能城市”(ASC)创新计划,该计划包含八个种类的项目:智能移动;智能生活;智能社会;智能区域;智能经济;大数据和开放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生活实验室。一些半官方机构,如城市垃圾处理公司阿姆斯特丹AEB、荷兰供电公司Alliander NV,以及一些与ASC平台相关或无关的机构也是参与智能城市建设的重要力量。众多商业机构、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间组织以及阿姆斯特丹公民,都积极参与到智能城市开发与配置活动中,他们与ASC平台的渊源也不尽相同。

2009年,Alliander、阿姆斯特丹创新汽车(实际上是ASC的前身)与市政府联手出资成立了ASC,其创新项目致力于实现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交通系统、工作模式及建筑物的“绿色化”。最初的16个项目降低了13%能源消耗。ASC发挥了阿姆斯特丹经济委员会的职能,成为城市贸易与发展的推进器。

2013年4月,阿姆斯特丹市举办了一场设计大赛,目的是创建一所国际技术机构。获胜方为代尔夫特理工大学、瓦赫宁根大学及MIT组成的合作团队,他们主张建立一个研究机构,联合学术机构、研究机构、企业、市政机关、和本地居民共同开发城市建设方案(如水资源、能源、垃圾处理、数据管理等领域)。因此,阿姆斯特丹先进城市解决方案协会(AMS协会)就此成立,并获得了5000万美元的原始投资,计划用10年建设完善。AMS在阿姆斯特丹智能城市建设中将发挥关键作用:实施试点项目、协调公私部门以及加强学生教育。

重点:关键智能城市参与者的选择

在促进信息技术与城市服务的整合方面,由于没有任何单个组织或个人可以协调所有方面的独立工作,所以阿姆斯特丹市早就做好了准备,从众多ASC试点项目中选取最有价值的进行下去。关键城市管理者的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个城市项目,一名ASC平台的创立人,以及AMS协会。

重点城市管理者

2014年3月,尽管自己有些不情愿,巴伦还是出任了阿姆斯特丹首席技术官。巴伦之前所在的项目组建立了AMS协会,那时他就建议市政府设立一个首席技术官的职位。他意识到,这个城市需要一个既懂技术又懂建设的人,需要一个知晓外部组织如何利用技术的人,所以他提醒市政官员不要让这座城市在技术的卡车逼近时,成为一只游荡在高速公路上的兔子。那样的城市会禁止改革,严禁创新。他还推荐了其他五位他认为理想的CTO候选人。

不过,市政府最终把这个重担交给了巴伦。他确实有这个资格,因为他连续六年领导阿姆斯特丹智能城市创新计划及其前身。在智能城市上付出了这么多年心血之后,巴伦打算重返私营部门。但是收到市政府的CTO职位邀请时,他还是同意了。

有一件事情或许巴伦比任何人都更清楚,那就是城市智能化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物联网和大数据的广泛宣传让人们误以为诸多突破性进展将迅速实现,比如通勤时间减半,停车位充足,能耗降低。事实上,城市还没有做好准备。接受采访时,身材高大的巴伦头发散乱,穿着印有“我是阿姆斯特丹人”的马球衫。他告诉我们,入驻阿姆斯特丹的企业都希望获得“结构性的适用数据,所有人都认为我们拥有这样的数据。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座桥梁。我们是有很多数据,可是都是零散的。”因为过去阿姆斯特丹各区各自维护区内桥梁,这些数据都没有集中起来。

巴伦接手阿姆斯特丹首席技术官之后,立即建立了一个数据清单。他说,这项任务“非常,非常无聊,但是很有价值!”市政府有32个部门,大多数都埋头于自己的领域:住房部关心住房,经济发展部关心经济发展,社会服务部关心社会服务。数据清单不仅显示出阿姆斯特丹共有12000个不同的数据库,还标明每个数据库是否有应用程序接口,以检测其可用性。巴伦认为,在城市智能化过程中,数据分析不必只关注大数据,小数据也可以应用,只要能够有效帮助公民即可。

巴伦知道,参与到智能城市建设中的众多公司中,并非都能真正理解城市。他说:“每家入驻阿姆斯特丹的公司都会向我们解释城市如何运行。他们错了,因为他们对城市的运行方式没有清晰的思路。人们所认为的运行方式和它实际的运行方式有着巨大的差异。”此时,一个围绕智能照明的微妙话题展开了。很多公司都希望在这座古城别具一格的路灯上安装传输器和传感器,市政府回绝了这些建议,因为企业利益不能凌驾于公民利益之上。

照明问题

在很多城市中,市政官员都认为可以利用传感器和数据分析开发智能照明系统,适时更换路灯,在没有行人时自动调暗,省电又省钱。但事实证明,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现代LED灯可以根据交通惯式,在生产时编入程序,在某个时间段内调暗。可是,如果这些惯式发生了变化怎么办?阿姆斯特丹的路灯数量很可能达到15万只,城市工作者必须逐个为它们重新设定。城市照明部负责人阿南·欧珀斯基认为,人工更改这么多路灯是不现实的,而且,这还没有考虑安置智能LED灯所产生的高额费用以及如何将他们无线连接起来。

同时,在考虑到市中心等分立区域时,也存在诸多难题。阿姆斯特丹电网要追溯到该市电力部门和电话部门成立之初。之前的电话网络现在依然用于路灯开关。由于它是模拟系统,所以需要大量投资使之用于IP连接。而且,电话部门在九十年代就完成了私有化,这意味着阿姆斯特丹做出任何更改都必须与运营公司协商。

这还只是路灯出现的问题,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传感器安装上。传感器安装于路灯柱,用于监测环境因素或车流量,同样需要IP连接。同时,电信公司希望把路灯柱作为自己网络的一部分。但是,在历史久远的路灯柱上安装盒子会破坏美感。市政府要求与电信公司共用一个盒子,但是被拒绝了。欧珀斯基于是建议在路灯柱底安装防水盒子,连接到柱顶的天线,现在已经做出了一个类似的模型。另一个建议是将盒子安装在在电信接入点的地底下。

内先生

巴伦一直与公司、学校会面洽谈,寻求把阿姆斯特丹变得更好的途径。如果说他是阿姆斯特丹的“外先生”,那巴伦特·戴安(Berent Daan)便是“内先生”了。戴安于2015年二月成为阿姆斯特丹研究与统计部门主任,后来,他将该部门名称改为“研究、信息与统计部门”。戴安背景特殊,他曾在科技行业工作,后来做了八年市政议员,也就是阿姆斯特丹市郊地区的参议员。巴伦在面试时选定了戴安,因为他既精通数据又深谙政治。

为了加快相应速度,戴安为自己的团队制定了灵活的发展路径,现在这个团队已经整合进他的调查组中。他们参与到每一个市政部门,为他们提供数据方面的支持,帮他们解决问题。戴安的部门有约50位研究人员、数据分析师、支持人员,还有二三十名兼职项目人员。他们有一个叫作“Top600”的项目,利用程序确定犯罪记录最严重的600个居民,然后用这些数据找出哪些人有弟弟妹妹,向他们提供额外的社会服务,以防止他们步其兄长的后尘。

戴安领导的部门还利用保险公司的数据研究城市的抑郁水平,获取这些数据的代价是为抑郁人群提供治疗。他们发现,一些抑郁症高发地区没有得到相应水平的治疗,原因之一是人们抵制治疗或根本不承认自己生病。市政府投入了更多资源进行抑郁症教育,促使大量病人开始接受药物治疗。戴安称这是“一条证明我们能力的明确道路,通过分析数据可以发现那些可能被忽略的问题。”

戴安最先采取的行动之一是建立数据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特意建立在政府大楼边的街道上,便于识别,也便于帮助人们使用数据。现在,这座实验室还没有多少人光顾,因为它刚刚成立了几个月,市政府还没有进行积极的宣传活动。尽管如此,戴安领导的部门已经利用数据为阿姆斯特丹的很多街市解决了许可证问题。市场局面临着诸多难题,比如商贩伪造货摊许可证。戴安开发了一款app,商户需要在上面注册并交付货摊费。于是一个数据库就产生了,街市的利用情况一目了然,哪些货摊被占用,被谁占用,以及哪些未被占用都可以通过app查询,商户可以根据这些信息直接找到合适的货摊。

重点项目:废品数据分析

和许多其他欧洲城市一样,阿姆斯特丹希望显著降低化石燃料消耗量,同时提高城市宜居性,创造新的工作岗位。阿姆斯特丹AEB就同时满足了这三个要求。AEB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废物能源设备,为本市75%的住房提供电力。面积巨大的发电厂通过焚烧垃圾,产生电能。为了进一步提高可持续性,阿姆斯特丹正在想办法让人们把可循环废物和生物垃圾分开回收。今年,AEB不会自己收集垃圾,而是设立了一个试点项目,看居民能否自愿为垃圾分类。

为了减少垃圾车收集可循环废物所走路程,AEB试点项目用不同颜色标记四类垃圾:生物废弃物、塑料制品、玻璃、废纸。这些垃圾袋同时装车,到了发电厂后根据颜色再进行分类。试验点涉及270家住户,大约是两个街区。

选定的试验点存在一些特殊挑战,因为住在这里的居民大多是最近移民过来的,还在学习荷兰语。AEB战略与能源顾问埃弗特·里滕博特(Evert Lichtenbelt)表示,评估项目是否成功的难点在于问卷调查的回复率较低。调查人员甚至挨家挨户去调查,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开门。开门的居民中,有80%说他们已经参加过了。但是里滕博特说这一数字与真正的参与率毫不吻合,而且“即使是填了问卷的人,也不是完全表达了真实意愿。”但是AEB能够看出,真正参与过的人几乎把所有垃圾都进行了分类。这一成果价值巨大,因为把生物垃圾和金属、塑料等其他垃圾分开,可以产生更多的能量或肥料。试点项目结束于二月,对后续工作的建议将会提交AEB高层官员。

尽管哪些垃圾应该分类还有待商议,但里滕博特希望AEB能够扩大试点,因为它成本很低。还有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消除人们对于政府可能通过垃圾监视他们的疑虑。AEB可以向公民提供详细追踪记录,公民要减少废物处理相关税费。公民还可以利用数据更有效地为垃圾分类。但是AEB不能清除数据,也不希望自己保存这些可能会用于识别个体的数据,留住这些数据并为其保密的方法就是寻求AMS等第三方组织的帮助。

AEB正在其位于阿姆斯特丹东北部的广阔场地上建设一个废物分类基地,以完成到2020年75%的可循环垃圾分离出废物流的目标。研究表明,如果同时鼓励居民和垃圾基地分类处理垃圾,将取得可喜的效果。

重点合作伙伴:一位联合创始人的故事

ASC的联合创始人Alliander从2007年起就致力于在阿姆斯特丹建立开放数据库,显示40万座建筑物的耗能情况。他希望随着时间推移,这座城市的大多数能源都能来自太阳能、风能等替代能源,从而改变集中配电方式。这很可能意味着要增加与顾客的互动,这是供电公司现在缺乏的。Alliander的战略主任帕勒斯·阿格特伯格(Pallas Agterberg)说道:“我们现在确实有一些项目妨碍了与顾客的交流,因为成本太高了。”对于Alliander来说,开放数据项目显示出与顾客互动方式的根本转变。

阿格特伯格表示,所有公用事业的基础运作模式都是由100多年前的托马斯·爱迪生创立的,即集中发电。但可持续能源不同,它要求分散的能源分配方式。阿格特伯格还说,设立公用事业并不是只有这一个目的,就像设置主机计算机不仅仅是为了处理大范围的用户网络分配。

Alliander的数据库起初规模较小。离市中心不远的高端商业街——乌特勒支大街上的店主接触到了这个数据库,问他如何才能增强数据库的可持续性。店主们称这条街为“气象大街”,阿格特伯格认为它是部署智能量表的最佳区域,利用成熟的指标和数据分析分析帮助店主监控自己的物品,比如出太阳时冷藏库是否会增加能耗,经营过程中产生二氧化碳最多的10种物件。阿格特伯格说:“我们觉得他们需要先进的技术。”但是,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可以用于降低用电量的年度分析。

“这条街上的人(对新技术)根本不了解,简直一无所知,”阿格特伯格说,“我们的思路对他们来说太复杂了,他们根本理解不了。”

这一差距最终催生了与不同人群合作的工程驱动型方式,它不再是自上而下的方式。“能量地图”是其成果之一,该地图可以显示出自己所在建筑物用了多少电(地图信息采取匿名方式,不会看出个人耗电量)。ASC的多个后续创新试点陆续在阿姆斯特丹的三个“城市实验室”展开,这些实验室区域正在进行大量开发项目,比如东北地区正在建设一个新型体育场和几座大型多用建筑,目的是增强可持续运作。

最后,阿格特伯格说,她希望每个家庭,每栋建筑都成为发电器,看上去就像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太阳光照时间最长的家庭通常是最节能的家庭,将来他们可能不再需要电网供电,阿姆斯特丹20%的住宅都可以实现这一点。这个数字已经足以说明急需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取代现有的集中供电模式。(阿姆斯特丹同时使用传统电力和AEB废物发电厂产生的电力。)

阿格特伯格说,Alliander需要为电力分配的这种转变做好准备,虽然市场还未成熟,但是技术上已经可以实现了,这一转变势在必行。

重点机构:AMS的早期努力

智能城市发展过程中常常面临停滞问题,因为他们无法控制基础设施,或者各部门各行其是。甚至连AMS协会这类已经取得成功的新机构,虽然有来自各方面的5000万美元的承诺,问题还是层出不穷。2015年8月阿姆斯特丹航海节期间,AMS针对人群模式展开了研究。彼时,该市众多旅游景点共吸引了100多万外来游客前来观看传统木质帆船。成为智能城市的一个要求就是良好的人流控制,AMS研究人员利用摄像头数据、Wi-Fi热点、GPS定位和社交媒体研究了人流的移动状况,告知游客如何有效避免交通堵塞,也由此证明在不侵犯个人隐私的情况下他们也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尽管如此,依然还存在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巴伦说有一次他在观测一个区域,数据显示人们在某一地点滞留。研究人员开始争论滞留的原因,一位警察告诉他们那里有一个垃圾桶,人们停下来丢垃圾。研究人员不相信,因为地图上没有显示这里有垃圾桶。令巴伦惊讶的是,没有一个研究人员亲自到现场查看,而是开始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巴伦简直无法相信。他说,真实数据杂乱无章,垃圾桶没必要出现在地图上。

AMS承诺继续在城市智能化进程中担负重要责任,不过它的第一个硕士项目到2017才会开启。现在AMS有十几个项目正在进行中,以找出哪些数据可以用于不同的城市职能。其中一个项目是“雨水感知”,用于监测阿姆斯特丹的实际降水区域,降低洪水对交通流量的冲击。另一个项目是“美妙噪音”,该项目利用Flickr、推特等社交网站的帖子识别出可以改善游客体验的模式,比如通过分析讨论博物馆路线的帖子来设计最佳路线,通过识别公共交通堵塞状况来提高城市宜居性。

更智能的城市

从提出智能城市的概念到现在,阿姆斯特丹已经经历了几次迭代。现在阿姆斯特丹有自己的“生活实验室”——适合验证新型基础设施的再开发区域。智能城市的概念遭遇了诸多怀疑和质疑,它是否能够像宣传中的那样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阿姆斯特丹聘任巴伦出任CTO为该市的数据分析注入了活力,智能城市创新计划也得以在市议会选举中勉强通过,要知道,多位智能城市的拥护者在这场选举中失败了。阿姆斯特丹已经经历了第二阶段——生活实验室阶段,继续向前开动,在更广泛的领域实施创新计划。

作为CTO,巴伦还会继续指导一些过了试点阶段的项目。他希望所有项目都获得成功,包括最有前景的照明系统。市政府不仅自己在加紧部署,还于2016年二月与智能路灯灯柱公司达成了一项协议。该协议决定在阿姆斯特丹体育中心(更现代化的区域)附近的生活实验室开展项目,同时囊括适应性照明系统(可以根据需要调暗或调亮)、公共Wi-Fi及空气质量测量。相关公司表示他们希望在该区域拓展业务,然后扩展到整个阿姆斯特丹。

交通也是一个前景广阔的领域。现在,阿姆斯特丹大多数停车仪已经被手机支付应用取代。大规模、大范围的交通数据共享也指日可待。

巴伦提醒道,尽管阿姆斯特丹的智能城市创新计划已经经历了七年多,但还是处于起步阶段。他说:“在数据和信息方面所做的工作,我可以给你讲很多有吸引力的故事。但是我认为,我们还仅仅处于改革初期。当然,我们已经开始改革了,很多城市至今还没有任何行动,甚至压根没想过改革,要知道改革的第一步是希望改革。”

巴伦及其他方面的工作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2016年4月,阿姆斯特丹赢得了欧洲委员会颁发的“欧洲创新之都”的称号。

利用数据实现城市智能化的过程中问题

毫无疑问,“实现智能化”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各地组织都看到了数据和数据分析在这一过程中的巨大潜力。然而,数据应该是活跃的,在过度控制之下很难产生活力。

城市很难控制数据,因为市政府在试图获取数据、分析数据并用于改善市政服务时会遇到一些特殊问题。市政府的服务对象是公民,而非顾客;他们没有惯用的销售额衡量方式,更加关注成本;他们在政治背景下运作,限制了很多可能性,关注短期效果;他们必须面对管理条例的限制、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各式各样的选民。有这么多不利因素,很难实现智能化。

面对这些挑战,阿姆斯特市丹依然尝试充分利用日益便捷的数据。他们的案例研究阐明了城市及其他组织可能面对的压力。

总的来说,阿姆斯特丹希望看到可持续的高效运作、繁荣的旅游产业以及高质量的居民生活。然而,个人和社会的需求千差万别,相关组织也可能滥用数据。

用户动机或许不能很好地统一。行窃app就是一个极端的案例,当盗贼从数据驱动型决策中受益时,代价就是其他特定个人财产和城市整体名誉受损。这个例子表明,利用数据的目的不同会对城市造成不同的影响,个体用户利用数据的动机比城市本身要复杂得多。尽管众包确实有好处,但也存在风险。数据公开时,就有可能被不正当利用,各类相关组织必须提早预防。现在,阿姆斯特丹更加关注数据合作(如果蔬菜购买数据)和数据分析(如交通程序)而非完全开放的数据访问。这样,数据才能避免不正当利用,但也可能因此错失有益的创新应用。

即使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坏人”,所有人都可享受的社会效益可能让某些个体承担更多的成本。利用犯罪数据确定罪犯家庭关系,对其家属进行早期干预以预防潜在犯罪可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但是这样做的代价是侵犯个人隐私,因为作为受保护人群(儿童),他们并没有任何过错。另一个案例中,AEB的废物循环试点项目确实得到了垃圾处理习惯数据的帮助,但风险也随着产生,因为清洁工人为垃圾分类,可能对个体造成侵害。而垃圾处理税减少则有助于利益再分配,更好地分散成本、分配利益。

建立标准有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但是在科技界,标准大战司空见惯,企业动机也常常与社会需求背道而驰。如果各电信公司同意共同使用路灯柱上的盒子,则会降低成本,防止自然垄断,对历史区域的视觉美感的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但是很难让这些公司接受统一的标准。GE(通用)在试图协调多家公司及其数据时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例如,对旅游业的利好很少能够让无线路灯厂商受益。

阿姆斯特丹决心更智能地发展。这种变革需要努力完善分析方法,如果说有什么特殊情况,那就是阿姆斯特丹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

成功的数据分析项目依靠坚实的基础设施建设。阿姆斯特丹迈出的“坚实的第一步”是收集了32个部门(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特征和动机)的12000个数据集。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短期效益微乎其微。如果身陷繁重的任务之中,容易让人恐慌。但是智能化不仅仅依赖于坚实的第一步,还依赖于能够处理爆发式增长的数据的流程。

阿姆斯特丹的智能化起步于小型试点项目,然后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不断改善、更新项目。小型试点项目和大规模实验不同,两种都是有利有弊。一方面,大规模实验会对数据基础设施造成压力,削弱利用数据分析问题的能力,比如,为几只LED灯重新编程可以逐个完成,但是调整15万只灯就需要不同的方式了。但是大规模实验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比如为第一款智能停车app首位用户提供服务产生的成本比第一百个、一千个要大得多。

向前发展的步伐不会停息。当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决定重点观察蔬菜消费量时,他们通过衡量蔬菜月度销售额来评估干预手段的效果。之前,评估只能在一年后才能进行,显然,快速的信息反馈更为有益。但是提高蔬菜销售额不是真正的目标,真正的目标是它折射出的居民健康水平。将来,还要采取措施进一步细化效果评估机制,增强其客观性。

在智能化进程中,城市会遇到诸多问题,但是数据短缺不会位列其中。该案例研究阐述了智能化进程中城市面临的各种压力。令人欣慰的是,市政工作还有巨大的提升潜力,改进工作将在未来衍生为创新实践。

本文由未来学人独家翻译自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点此查看原文链接。如若转载请注明原文出处及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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