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企业的真正危机:企业家精神的衰落

韩国大企业的真正危机:企业家精神的衰落

韩国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发展引擎——企业的活力。大企业的危机不在于偷税漏税或贪污渎职,反而是企业家精神的失踪成为更根本的问题。

三星会长李秉喆在新年访谈中对于“新年愿望是什么”的问题这样回答道,“我没有钱,今年希望多赚一点钱”。在这位韩国顶尖富豪的玩笑中很好地融入了企业家精神。这足以与史蒂夫·乔布斯的“求知若饥,虚心若愚(Stay hugry, Stay foolish)”相匹敌。李会长在年逾古稀的73岁将自己的一切投入了半导体。他在第二年(1984年)新年访谈中表示,“开始新事业时真的很有意思,我非常积极地投入了热情。创造什么东西真的很有趣”。

现代郑周永会长通过“龟船纸币的魔法”建立现代重工业就是有名的轶事。此后隐藏了另一个神话。他从希腊的Livanos接受了两艘26万吨级大型油轮的订单,但签约条件却非常不好。不但价钱低于国际行情,而且还是对方要求“如有瑕疵将拒绝接收船舶”的“奴隶条约”。第一艘油轮顺利销售出去。然而在制造第二艘油轮的1973年,Livanos因石油危机拒绝接收船舶。再加上就连发出两艘油轮订单的香港船主C.Y.Tung也面临破产。蔚山前海上,有三艘没有主人的大型油轮搁置在那里。

就在现代集团面临危机时,郑会长提出了逆向思维,“用这些船做新的生意”。由此成立的企业就是现代商船的母体。但一直独占原油运输的石油巨头海湾石油(Gulf Oil)是个问题。郑会长将海湾石油当时过度的利润汇回本国和给韩国政治圈的400万美元贿赂作为问题,与海湾石油展开了正面对决。最终,海湾石油向现代举双手投降,将原油运输的一半让给了现代。

韩国央行发布称,今年5月经常收支的顺差为103亿美元,连续51个月保持顺差。大家可能都觉得这是好消息,但笔者却有些毛骨悚然。因为这越来越像日本了。日本自1980年以后三十多年都保持经常收支顺差。特别是在可生产人口开始减少的1995年之前,经常收支顺差达到了顶点,人均收入急剧增加。这是低增长局面下老龄化产生的魔法。这是随着“可生产人口减少→五十多岁高薪劳动者比重增加→民间消费停滞→设备投资减少”的恶性循环开始而出现的另类现象。人均收入相对剧增,不景气型经常收支顺差急剧膨胀。

冷静一看可以发现,韩国也正在经历“失去的四年”。韩国企业的销售增加率从2012年开始低于世界平均值。设备投资指标——固定资产增长率也从2012年开始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韩国的经常收支顺差自2012年开始鲜有出现。再加上韩国的可生产人口也从今年开始减少,比日本整整晚了21年。

韩国一直在指责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但说实话,笔者倒是希望韩国能像日本那样。日本即使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但得益于从20世纪60年代积累了三十年的雄厚经济基础,挺过了这二十年。日本还培养除了优衣库和软件银行集团等世界一流风险企业。现在韩国的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代替大企业的风险企业也集中在网络游戏和生物领域。此外,资产达1万亿韩元以上的资本家中有80%是白手起家型,这就是日本。而相反,韩国继承型富豪达到74%。

韩国经济中存在家庭负债等不少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发展引擎——企业的活力。大企业的危机不在于偷税漏税或贪污渎职,反而是企业家精神的失踪成为更根本的问题。韩国社会是否能谴责大企业第二、三代将目光转向更容易的流通和消费品进口,这也令人质疑。年轻人喜欢的职业第一位是公务员,第二位是教师,这就是韩国。挑战和企业家精神的失踪不仅是大企业的问题,同时也是全社会的问题。韩国还要再失去几年?今天更加想念像李秉喆和郑周永会长那样的老商业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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