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的管理每年花费美国3万亿美元

过度的管理每年花费美国3万亿美元

相比与以前,更多的人在科层制大组织中工作。据我们估算,过度科层制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损失,约占GDP的17%。

现在,相比与以前,更多的人在科层制大组织中工作。而且,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科层制对于生产力、组织弹性和创新来说是非常强大的阻力。据我们估算,过度科层制对美国经济造成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损失,约占GDP的17%。

计算过程如下。我们分析了美国劳工统计局提供的职业数据,2014年,美国劳动力中有2380万经理、一线主管和行政管理人员。(该数据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但不包括与IT职能相关的个体)。这表明平均每4.7名员工中就有一名经理和行政管理人员。总体上讲,经理和行政管理人员占美国劳动力的17.6%,薪资占总量的近30%。

这2380万监管人员中有多少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我们从后官僚先锋组织的管理实践中可以得到答案,这部分组织虽然数量很少,但在迅速壮大。他们的经验表明,只需现在大企业中一半的管理负载就可以运行复杂的公司。

这些先锋公司有纽柯(Nucor,美国利润最好的钢铁制造商)、晨星(Morning Star,世界上最大的番茄加工商)、戈尔(W.L. Gore,以戈尔特斯面料闻名的价值30亿美元的高科技公司)、瑞典商业银行(一家位于斯德哥尔摩、在北欧和英国有800多家分行的银行)、太阳动力(Sun Hydraulics,领先的液压组件制造商)、Valve(先进的在线游戏开发商)以及GE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的喷气式引擎基地。

瑞典商业银行是很好的例证。自1971年起,该银行的股本回报率就一直超越欧洲同行。在这个拥有12000名员工的组织中,只有三个层级。运营决策权几乎完全下放了。每家分行都制定自己的贷款决策,设定贷款和储蓄利息,控制营销预算,运营自己的网页(在一个共享平台上),并为服务区域内所有客户群服务,不论是个人还是跨国企业。传统银行理念认为,要想成为一家高效的银行,必须加强运营活动,集中定价、借款等重要业务的决策权。瑞典商业银行的做法几乎都与此背道而驰,总是发出震惊行业的成本收入比率和贷款损失比率。

在这些先锋组织中,平均控制范围比美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还多。GE的达勒姆基地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它有300多名技术员但只有一个主管人员,即基地经理。它的生产率是其在GE航空部的姊妹基地的两倍多。

先锋企业的经验表明,可以把员工和经理、行政管理人员的人数比例翻番,从4.7:1调整到10:1,这样可以解放1250万个人,让他们从事更多产、更有创造性的工作。

这样做还会直接节约成本。无数的研究已经证明,从预算到绩效审查整个过程中,在低价值管理流程上浪费了大量时间。基于该证据,有理由假设有50%内部管理活动的价值是可疑的。假设美国1.11亿不是经理、主管和行政管理人员(或非法人个体户)的工人花了16%的时间在内部服从上(德勤经济研究的估算),其中有一半时间都被浪费了,这就相当于每年有约890万工人没有产出。

现在,美国共有2140万被雇佣的劳动力,其中经理1250万,个人贡献者890万,这些人创造的经济价值微乎其微甚至为零,虽然这并不是他们的错。这意味着美国减少15%的劳动力依然可以达到现在的经济产出水平。实际上,工人的人均GDP也会从12万美元上升到14.1万美元。

当然,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让2140万人失业,而是将他们安置到可以创造价值的活动中。如果这部分人每年能够贡献14.1万美元的平均经济产出,而不是毫无贡献,那美国的GDP可以增长3万亿美元,实际数值可能会更高。经理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受教育水平比劳动力整体水平要高,通常会具备技术技能或职能技能。鉴于此,把他们委派到更高产、更令人满意的工作中去时,他们应该创造大于人均产出的价值。

然后,不再受流程困扰、被赋予了新权利的劳动力就会产生难以定量的巨大效益。更大的自由度和责任意味着更高的主动性、创新性和组织灵活性,这将进一步激发生产力。这些附加效益举足轻重。例如,制药行业中有一大批备受尊重的领导者就主张,提高研发生产力、降低药物研究居高不下的成本的唯一途径就是减轻科层制。默克研究实验室总裁罗杰·裴穆特(Roger Perlmutter)认为,“好的开端应该是取消最高的五个管理层,包括我自己在内。”

3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17%。如果未来十年这一负担降低一半的话,生产力将以每年1.3%的复合率增长,是2007年后生产力增长速率的两倍。

生产力的爆发式增长甚至还会发生在美国以外的广大区域。2014年,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35国GDP总量达到了49.7万亿美元,美国以外的有32万亿。如果这些经济体的科层制像在美国一样普遍——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是这样的,那么减少一半的管理人员将会再节省5.4万亿美元的成本,该数字超过了日本创造的总经济价值。

很多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都陷入了生产力产期停滞的尴尬局面。在欧洲和美国,毫无增长的收入和渺茫的经济前景催生了大量保护主义者和意见分歧,形成了对立的政治力量。尽管有人寄希望于机器人、基因组学和物联网来激发生产力,但我们相信共同努力逆转科层制潮流是促进经济增长更直接、更可靠的途径。

本文由未来学人独家翻译自Harvard Business Review,点此查看原文链接。如若转载请注明原文出处及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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