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理论正在成为过时观念的代名词

管理理论正在成为过时观念的代名词

理论大师已经逐渐与他们试图掌控的世界脱节,管理理论自我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2017年是现代世界诞生500周年。500年前,马丁·路德颁布了《九十五条论纲》,要求天主教会为其大量理论错误和制度罪行做出解释。修正历史学家不可避免地将这一事件复杂化了(包括质疑路德是否真的将其论纲钉在了威登堡诸圣堂大门上),但是他们的叙述依然很清晰。教会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腐败问题以及与更广泛的社会生活脱节使教会日益没落。通过这一改革,路德为人们带来了基督教信仰,其中包括充满活力的罗马天主教本身。

中世纪基督教与管理理论界的相似之处或许并不明显,但只要稍加分析就会发现,管理理论家将资本主义架上神坛的方式与以前的牧师神化封建制度的方式如出一辙。商学院是资本主义的教堂,顾问是其流动的修道士。中世纪牧师用拉丁语说话以示威严,管理理论家则用晦涩难懂的词汇达到这一目的。中世纪牧师买卖赎罪券,信徒可以借此轻易地原谅自己的罪过。管理理论家也深谙此道,出售能解决所有商业问题的万能药。最近,两者还有了另一相同之处。理论大师已经逐渐与他们试图掌控的世界脱节。管理理论自我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管理理论都是围绕四个基本理论来组织的,你所阅读的每一本商业书籍、参加的每一次商业会议都在不厌其烦地重复这几条理论,但它们几乎与实际情况没有一丝关联。

第一个理论是商业竞争空前激烈。浏览一下大受追捧的标题,比如《竞争优势的终结》(莉塔·麦奎斯)、《攻击者优势》(拉姆·查兰),你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在这个高度竞争的世界中,成熟的行业巨头一直都承受着颠覆力量的威胁。

从一些数字(或是搭乘一次美国日益垄断的航班)中我们足以发觉这都是子虚乌有之事。当今最令人瞩目的行业趋势不是竞争而是合并。自2008年起,我们经历了有史以来最繁荣的并购牛市之一,平均每年有30000起并购案,占GDP的3%。据经济咨询委员会2016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美国的合并尤其突出,参与合并的公司正在享受着创纪录的利润。科技是不断合并的行业中的佼佼者。1990s,硅谷是初创企业的游乐场;如今,它已然成为大批巨头的地盘。

第二个相关的过时理论是我们生活在创业时代。包括彼得·德鲁克、汤姆·彼得斯在内的管理大师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吹创业的种种优势。政府也在努力鼓励创业,希望用它弥补预期内大公司数量的减少。事实上却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自1970s末,美国的公司成立率一直在下降。最近几年,公司破产的数量超过成立的数量。在欧洲,高速增长的企业依然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创业企业规模较小。这一方面是由于税收系统对雇佣了超过某一数量劳动力的公司不利,另一方面是由于创业者更关注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而不是公司发展。大量商人被创业热潮吸引,最终落得惨败,现在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更不用说为老年生活做打算了。

理论家的第三个主导理念是商业发展越来越快。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是事实。互联网公司可以在短短几年内斩获数亿顾客。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比之前的新生事物逊色了不少:1913年,亨利福特采用了第一条移动装配线;20年后,超过一半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了汽车。从很多方面来看,商业都在放缓。企业常常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在各个部门(审计、法律、法规、隐私等)考核自己的决策,或是与日益官僚化的政府打交道。互联网用它所能带来的优势剥夺了另外一些优势。既然获取信息、咨询任何人(包括供应商和顾客)那么方便,企业却常常因此犹豫不决。

第四个错误理念是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逆转的,它是技术因素的产物,仅靠人类的决策无法将其推翻。一系列畅销书都在不断重复这一论调,其中最著名的是托马斯·弗里德曼2005年出版的《世界是平的》一书。HSBC(汇丰银行)的“全球本土银行”运动也在对此进行宣传。但历史表明,这都是无稽之谈。从某种程度上讲,1880-1914年的世界和今天一样是全球化的,但依然免不了战争和闭关政策的祸害。当今的全球化展现出了即将逆转的信号。唐纳德·特朗普硬气地宣扬美国的民族主义,用关税要挟中国。英国脱离欧盟。具有远见的跨国企业正在为日益民族化的未来做准备。

全球化的逆反突显了管理理论的根本弱点:政治无知。现代管理整体形成于1980到2008年间,彼时自由主义正处于上升期,中庸的政治家愿意服从全球规则。但是当今的世界已经截然不同。西方的生产力发展迟缓,企业合并速度飞快,创业步履维艰,平民主义抬头,旧商业规则瓦解。管理理论家应该像路德审视教会一样审视自己的理论,破除陈腐观念。否则,他们将会像持有过时观念的路边小贩多收了钱一样沾沾自喜。

本文由未来学人独家翻译自The Economist,点此查看原文链接。如若转载请注明原文出处及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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