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时间归档：2018年07月

很多中国企业、西方独角兽都采取了相同的策略：先具备规模、再考虑总收入和利润。但这种模式能够持续下去吗？

家族企业是构成整个国民经济支柱的主要成分，在主导英国和法国经济市场的领头企业当中，有1307家隐形冠军企业是德国人控制的，其数量相当于英法企业总数的9倍。

用蒲公英坚韧、有弹性、滋养别人的特质来作比喻，也许比榕树象征的严格、没有弹性的领导风格，更适合应用在今日这个持续变动的数字世界。

在的经济危机背后，隐藏着更大的危机，就是拥有社群（community）意识的公司愈来愈少。公司必须重新号召员工投入工作，重新思索管理和领导的真义。

诺基亚在智能手机之战中失败，是因为公司的中层和高层管理人员都有一种共同的恐惧感。这种组织性的恐惧是源于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存在着喜怒无常的领导人，以及担惊受怕、不敢说出事实的中层管理人员。

1985年，彼得·德鲁克提出转向创业型社会发展，即“所有机构的高管……创新和创业成为一个正常的、持续进行的日常活动”的转变。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离德鲁克的创业型社会还有多远？

从电视机到药物，从原油到航空等一切产品与服务的定价，每一行业都有用到价值定价法。尽管它很普遍，市场营销者对这种方法仍有很大的误解。

处于客户体验的商业时代，一个公司服务客户的方式已经变得和与服务客户的内容同等重要了。

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认为，企业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股东利益，自由市场可以进行自我调节。这一战略的成功代价是企业与大众之间的分裂。

响应式零售已经开始式微，我们即将进入预测式商业时代。是时候让零售商帮助消费者在精确的需求时间找到恰当的产品了。

韩国最大的问题是失去了发展引擎——企业的活力。大企业的危机不在于偷税漏税或贪污渎职，反而是企业家精神的失踪成为更根本的问题。

这个产品在技术上几乎没有革命性，但是操作简单，人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情，这已足够使WhatsApp像病毒般扩散，产生难以置信的增长。

要想进入有利可图的印度市场，跨国公司可以以新的方式利用该国的供应链和不断涌现的在线渠道。

哈佛大学一位致力于研究全球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作用的经济学家，记录了一种叫做“过早的去工业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发生在一些国家，这些国家还没有先富裕起来就开始丧失他们的制造工业。

在1983到2014年间，美国劳动力中的管理者、监管员和支持人员的数量增长了90%，而其他职业的就业增长了不到40%。

患者和制药企业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数字化正改变患者参与度的性质。

不论公平与否，千禧一代对大企业的不信任趋势仅仅是因为他们是大企业。

众多社会、经济、科技风潮将一同颠覆交通，有望在2030年形成三种新型城市交通模式。

年轻一代的韩国人相信，孵化和发展新型商业模式的生态系统，正在教育着公民从事全新的工作方式，同时也吸引着来自国际人才和企业家的兴趣，这一切可以帮助韩国转变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支持工业4.0，敦促对新技术进行投资，但德国企业并没有听从这一号召。